2002年，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和汤敏创办了一所民办公益性学校——富平家政学校，旨在为中西部贫困妇女提供体面就业的机会，为城市家政送去放心、专业、有保障的家政服务。

 “富平”，即“让平民富裕起来”之意，这是茅于轼先生提议的校名。他和汤敏先生的共识就是，要解决中国农村的贫困问题，关键一点是要让农民在城市里扎下根来。为此，他们开始了市场化扶贫的探索之路。

得知这个消息的沈东曙，眼前一亮！当时，他刚卖掉网站，正准备着人生的再一次选择。“社会领域的事情，对我充满了吸引力。”

从提出与政府合作来解决富平招生问题，也就是现在流行得PPP模式，到2010年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的成立；从邀请吴敬琏、资中筠、柳传志、马云等学者和企业家来担任理事，到家政培训与就业、农村微型金融、农村学前教育、生态信任农业四个领域创立、投资、培育了5家社会企业；再到2013年引进美国SVP（Social Venture Partners）模式，开始将跨界资源引入支持社会创新，让更多的商业精英学习公民慈善，成为规模化社会创新的推动者……

“过去的十二年里，他带领一个年轻团队，将创始人的人格组织化，将创始人的理想现实化，耕耘着学者和企业家们的扶贫‘试验田’。他们为务工人员提供技术培训，为创业农民发放小额贷款，他和他的团队正以一种全新的“社会企业”的方式，证明市场化扶贫的可能性。”2014年，沈东曙获评南方人物周刊“2014中国青年领袖”，组委会给出的颁奖词如是说。

近日，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在花旗集团基金会的支持下，于京举办了2015年度“生态信任农业的发展模式实践与挑战”报告发布及研讨会，会议间隙，《善达网》采访了沈东曙先生。

“乐平基金会不怕做小事”

善达网：自2002年起，乐平通过做“不一样的公益”，创建了富平家政等社会企业，“不一样”在哪里？

沈东曙：这个“不一样”，是针对当时具体情况而言的。现在，我想我们可以简单地讲清楚“不一样”在哪里了，乐平基金会更多是作为一种Venture Philanthropy，即所谓社会创投。我们希望比较规模化地、可衡量地达到对弱势人群的帮助，最大化增加平等发展的机会。

善达网：作为中国最早创建和投资培育社会企业的公益机构之一，13年来，乐平基金会已投资培育了5家社会企业，可以说已经摸索出一条有效且大规模地解决社会问题的公益创新之路。

沈东曙：但是，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中国已经逐步进入社会创新市场的构建期了。乐平基金会如今已经从社会企业的创业者变成了社会企业的投资者，更是社会创新的触媒者。这个阶段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努力地建立市场要素，以达成我们特别推崇的可衡量的、规模化社会影响力来促进包容性发展。简单说，就是找到志同道合的人和资源，让他们看见效果，看见社会影响力，而且是可以衡量的。

善达网：乐平基金会集聚了一批重量级的学者作为理事，包括茅于轼、资中筠、吴敬琏、秦晖、张维迎等，他们每个人都对社会问题的解决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作为秘书长，你如何平衡这些人的不同想法？

沈东曙：乐平基金会的特色是非常重视草根性的执行，不怕做小事。但同时，我们还是一个思想力和执行力并举的基金会，我们非常强调行动要有思想性的思考，这样既保证活动的底线，也有方向感。再者，在实践过程中的思考，会帮助逐步演化出来更系统更具想象力的路径，从而发挥更大规模的影响力。

您提到的这几位大家，知识分子，他们都是有共同底线的。秦晖教授有个著名的论断，说“在中国，没有左派和右派，只有有底线的人和没有底线的人”底线，这是我们大家的共同点，在这个底线以上，大家按照程序来讨论问题，应该是没什么大障碍的。我的工作更主要是找方向，平衡速度。

善达网：那在项目的执行和推广上，如何利用和发挥他们的影响力呢？

沈东曙：我们可能没那么急功近利。更重要的是，通过理事会的讨论，让基金会在一个良好的治理基础上发展。理事是乐平基金会的主人，是决策者，要保证基金会有底线有方向，而非是更多的实用性。至于影响，这要取决于每个人的志愿时间能付出多少。

总之，基金会的运作保证一个透明严谨的治理是第一位的，其次才是资源的筹集、项目的推广，当然那些也很重要。 

善达网：有一批资深学者，可以说是乐平基金会的一大特色。 而有些基金会聚集更多的是明星资源。

沈东曙：明星也有思想啊，这没关系，大家的禀赋不一样而已。只是我们这些人可能更容易在一起，现在我们理事会成员也在慢慢增加一些艺术家等。工作是慢慢做的。徐冰老师（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刚刚加入我们理事会。

“跨界性不足是最重要的问题”

善达网：近年来，中国慈善事业发展迅速，但问题也很多。有人缺人才，有人说缺法律，还有人说缺政策，你认为呢？

沈东曙：我觉得跨界性不足是个问题，参与公益的人的还没有很跨界，而跨界过来做的人很多也缺乏很认真的思考。

不少企业家在谈公益，但他们谈的内容其实已经是全球学界或实践界讨论过好多年的东西，与现实很脱节，落后十年甚至几十年，这是个大问题。而且外界的冲击不够，跨界的思考力不够。

善达网：资中筠先生说过：公益对渐进改良有积极作用。你如何看待和评价公益在中国改革乃至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

沈东曙：我觉得在中国，公益是一股决定性的力量，或者说是决定性的力量之一，这也是为什么我从30岁出头就投身这个行业的一个原动力。如果你不想移民出国，那么你一定希望能建设好自己生活的社会，要建设一个美好的社会，就要探索不同的路径，有不同的力量来平衡。所以，我很同意资中筠先生的话。尤其是在中国这种缺乏现代公益传统的地方，让不同的行业，不同背景，跨文化的人来共同参与的一个好方法。

跨界会产生两个巨大的作用。一是公民社会的自治；一个是创新。这两者恰恰是推动社会进步，特别是渐进改良的利器，从这个程度上讲，公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社会参与途径，而且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渐进的。

善达网：目前扎堆的公益活动也使得项目与项目间同质化现象严重，造成资源浪费。

沈东曙：我觉得同质化没什么不好。大量的好事其实就是普通的事，大家都可以做。比如帮助贫困儿童上学、帮助缺少医疗能力的人治病、给山区孩子送衣物……这种善意本来就差不多，问题不在于人们都在做同样的事情，而是要鼓励更多的创新。

善达网：那你认为应该如何创新？

沈东曙：我觉得有两点很重要。从大的社会角度来讲，要创造好的社会环境，比如完善的社保制度、医疗制度。如果一个制度逼迫大家不停地储蓄攒钱，为不可知的未来做准备，那当然会限制创新，让他短视。而对一个机构来讲，则要鼓励试错，要宽容。

善达网：近来，“公益市场化”成为大家持续争论的一个话题，你的意见是什么？

沈东曙：我不太参加类似的讨论，因为我觉得基本上没有搞清楚讨论的问题到底是什么，讨论的规则是什么，议题也没有界定，主要还是讨论的主体不够跨界。 

善达网：那慈善法呢？公益行业内赞成者有之，无所谓者有之。

沈东曙：我是参与了一点慈善法的起草讨论的。我个人觉得有明显的进步，但也留下了很多模糊不确定的空间，在下一步公开征求意见的过程中，大家可以继续努力，让它成为一部能促进事业发展、创新性的法律。

乐平基金会资助了对慈善法社会影响评估的研究，也希望这样的研究能推动决策者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思考立法的意图，把握好平衡，毕竟立法的原意应该是一部促进法。

“做事情如打麻将，不下桌子不知输赢”

善达网：今年是晏阳初先生诞辰125周年，财经作家吴晓波著文称其为中国近百年历史上最著名的“社会企业家”。而今天你做的也是社会企业工作。

沈东曙：晏阳初先生当然非常当然了不起，晏阳初先生当年的路径基本是围绕着国民政府给他的一个县去做试验，这种做法在今天依然是可以借鉴的。晏阳初先生之所以在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也得益于他在英语世界得到的承认。在中国，当年以及后来，其实还有不少跟他一样用勇气和努力进行社会改革的事业家，但却不为所知。要更好理解历史的话，我们需要更多的挖掘那些不怎么被报道，不怎么被英语世界和西方教科书肯定的那些人，才能更好了解我们的本土资源。

善达网：与晏阳初先生相比，你如何评价自己的工作。 

沈东曙：不能妄比先贤。 我经常跟朋友开玩笑讲，“做事情如打麻将，不下桌子，并不知道输还是赢。” 现在做事情是在一种模糊均衡之中，当然在做每一件具体事情上面，要有规划和指标，但更重要的是要抱有一颗执着、开放、平衡的心态，不断地探索和讨论合作。

善达网：我感觉你做公益比较低调的，在一些公益论坛或活动上，很少见到你的身影。

沈东曙：没什么可高调的。因为你做一个工作，可能要做十年，才可能会给你高调半个月的时间去推广下经验，每天都高调，哪有时间去做工作？

善达网：刚才你说从30多岁就开始做公益了，现在已十几年了，打算做到什么时候为止，有退休的计划吗？

沈东曙：算是有一点吧。我总不能老呆在CEO的位置，要让给更优秀的年轻人。说实话，我很热爱这份工作，从中感受到一种乐趣和自我的成长，蛮舒服的。 

善达网：从事公益对你和家人的生活有什么影响？

沈东曙： 所有的工作都是一样的，没什么区别。从事公益前，我个人有一些财富上的积累，即便这个行业回报较差，对我影响也不是太大。而且，我也觉得没必要非要找那种差异性，该怎么当爸爸就怎么继续当爸爸就行了。

善达网：但现在很多人开口公益圈，闭口公益圈。

沈东曙：我的态度是年轻人从外围摧毁它就好了，不用管，不用重视。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他们以后根本不会在乎那些自封的权威，或者是互相构成一个生物链的小系统，他们都会被一下子扫清的，别去重视它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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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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